慈禧的权监宠宦安德海之死的背后

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9年八月六日，赵烈文到直隶总督府见曾国藩，看到清政府发布的消息说：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假冒造办龙衣钦差，在山东招摇，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揭参，奉军机处命令沿途拿获，无须审问，即行就地正法。他心情特别激动，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本朝约束阉宦家法本严，自两宫垂帘，不得不假此辈宣传命令，遂成城社之恶，都门物议哗然。此旨一下，人心为之大快，朝政清明，可为额手。”赵烈文是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无话不谈的心腹幕僚，不久前又被曾国藩专折奏调到直隶任知州，像他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尚且会被清政府事后发布的消息所迷惑，无法了解安德海之死真实内幕，其他平民百姓，自然更会被政府一手操弄的“坏事变好事”的假信息所蒙骗。真实情况其实与此截然相反。处死安德海不仅不是“朝政清明”的表现，相反却是慈禧太后宠幸纵容的结果，哪是什么“额手称庆”的好事情！那么，想杀安德海的到底是什么人？杀安德海的过程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慈禧为什么没有力保安德海？

丁宝桢

清同治八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巧妙地利用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皇帝的复杂关系，智斩权监安德海。这次举动，震惊了朝野。

清同治八年（1869）七月初，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率两只太平楼船沿京杭大运河顺流南下，楼船上悬着两面大旗，写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八个大字。大旗上又有一面小旗，中绘一个太阳，内有一只三足乌。安德海在船上挂出三足乌旗，无异于公然宣告：为慈禧太后办差。楼船的两旁插有若干龙凤旗帜，随风飘扬；楼船上仪卫煊赫，且有女乐成队，品竹调丝，所经之处，两岸观者如堵。

飞扬跋扈的安德海以钦差大臣身份出现，沿途一些趋炎附势的地方官不但不敢告发，还争先恐后地逢迎巴结，使得他更加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七月二十日，楼船进入山东德州境内，次日，安德海竟然在船上为自己做寿，带领众人向所带龙衣罗拜，引得民间议论纷纷，轰动德州城，也惊动了山东巡抚丁宝桢。刚直不阿的丁宝桢迅速命东昌府知府与济宁州知州等沿途府州县将安德海等“一体截拿在案，解省由其亲审”。同时于七月二十九日将此事以四百里奏折火速上呈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

无视祖制，公然出京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咸丰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年间曾先后任湖南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后任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同治七年（1868），西路捻军向定州进军，逼近京师，丁宝桢率兵驰援，保卫了京城安全，清廷数次降旨褒奖、器重有加，后升任四川总督。督川十年，体恤民情，实心办事，深受民众爱戴。丁宝桢为官廉洁刚烈，被誉为晚清“中兴名臣”，尤其是任职山东期间，智斩权监安德海，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安德海（1844—1869），祖籍直隶青县，10岁入宫，充内廷太监。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因此深得慈禧太后欢心，成为慈禧太后身边备受宠信的大红人。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安德海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和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使得小皇帝常被慈禧太后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皇帝忍无可忍的地步。

同治八年（1869），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清朝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出京了。

有鉴于明朝太监专权祸国的历史教训，清朝对内廷太监的管理一直异常严格，坚决防止太监干预朝政。开国之初，顺治帝就于顺治十年（1653）颁布上谕，对太监管理做出了规定：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两年后，顺治帝又命工部将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

这道上谕后来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凡有太监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同时《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还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当时只是六品蓝翎太监，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在未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情况下，便违反祖制、擅出宫禁，最终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恃宠而骄，终丢性命

安德海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因此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为谨慎起见，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八月二日，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桢亲自审讯。八月六日，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八月七日，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遵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此日距安德海被抓不过五天。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红得发紫的权监宠宦，他在经过顺天府、直隶境内时，各级地方官吏怕得罪慈禧太后身边的亲信，皆隐忍不敢发，何以能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斩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两宫皇太后矛盾斗争的总爆发。两宫皇太后之间一直貌合神离。同治帝虽为慈禧太后亲生，却与慈安太后的关系更为密切，慈禧太后对此深为不满。同时，随着慈禧太后羽翼渐丰，她开始不能容忍任何人分享其权力，慈安太后越来越成为她权力道路上的绊脚石。慈安太后虽然懦弱，但也在意她中宫皇后的尊严和地位。安德海私出宫墙，慈安太后果断地站在同治、奕訢的一边，力主处决安德海，给慈禧太后以一定的震慑和打击。

二是同治帝力主杀安德海。安德海得宠于慈禧太后后，目中无人，甚至对小皇帝都十分傲慢，时时事事掣肘，以致同治帝必欲除之而后快。接到丁宝桢的密折，同治帝立即表示：“此曹如此，该杀之至！”同时，借口母后养病，不宜打扰，未将奏折呈递慈禧太后阅视，只与慈安太后、奕訢紧急密商，得到了他们的坚决支持。同治帝于是迅速密谕丁宝桢：“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同治帝此举也是权力的一种暗中较量，是同治亲政前对慈禧太后干政揽权的有力反抗，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切实维护。

三是安德海违犯了清朝统治者管理太监的严格制度。为防止太监祸乱朝纲，清朝自顺治时期的上谕敕令等祖宗家法，到乾隆时期编纂的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延续至同治朝积累了200多年的宫廷管理经验，这其中对太监的管理更是严而又严，许多规定详细而具体。清朝历代统治者对这些规定都高度重视，反复重申，认真执行，对犯事太监的处理毫不留情，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太监干预朝政的现象。安德海敢于以身试法，违犯宫规，必然会落得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此外，也有慈禧太后借刀杀人的说法。慈禧太后与同治帝关系紧张，她对这种隔膜的母子关系一生都耿耿于怀，而安德海则对此难辞其咎。随着安德海在宫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朝廷中树敌太多，对慈禧太后也造成了压力。为避免安德海对自己形成更大的威胁，慈禧太后逐步产生了除掉他的想法。因此，当安德海要求出宫时，慈禧太后明知不妥，也未加以阻拦。当丁宝桢奏折呈上时，慈禧太后借口生病，将此事交给了同治帝和慈安太后处理，使安德海沦为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也表现了慈禧太后政治手腕的高明。

丁宝桢见机行事、巧妙地利用了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帝宫廷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智斩权监安德海。这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举动，震惊了朝野，连曾国藩都赞叹丁宝桢为“豪杰士”。权阉安德海伏法，也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一时“丁青天”之誉传遍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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