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为何几乎没当过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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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西面有成都，北面有洛阳、开封，东面有南京、杭州，它们都在历史上当过国都。在民国之前的武汉三镇中，只有武昌曾短暂做过东吴的都城，但其是今鄂州随即被南京取代。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民国时期还发生过三次，武昌首义、孙中山提议……几千年的历史中，武汉虽然扼守长江黄金水道、号称九省通衢，也一直是繁荣的经济重镇，但为什么鲜有成为国都的经历呢？

从“云梦大泽”到“东方威尼斯”

距今10000-2000年前，长江出三峡、汉江出丹江口后，在汉江平原一带奔涌交汇。当时的汉江平原，地势低洼，是一片沼泽湿地，被称为“云梦大泽”。云梦泽南连长江、北通汉水，大泽若干，总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是长江中游地带江、河、湖完全沟通融汇的水域场所。

每年汛期，整个云梦泽江湖部分、洪水漫流。洪水退去后的洲滩土沃草丰，人们在此围垦、修防，汉阳、武昌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

在1465年-1487年，汉水发生了一次改道。此后，它开始沿着一条与今无差的路线前进，汉阳与汉口由此被清晰划分出来，从而为今天武汉的三镇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水后的几十年间，汉口的居民——盐商们从便利的交通发现了商机，万历年间开始，两淮的盐商至湖广的远销，至汉口为止。淮盐之后是漕粮，一个繁荣的商业城镇就此诞生。

中国河流分布图

三镇之中，地势最低的是汉口。汉口的街市沿长江而建，前面是码头港口，后面是湖泊洼地。袁工堤的修建，使洼地逐渐被街市取代。此后，汉口迅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跃升为明代“四大米镇”之一，商贸地位远超武昌、汉阳。

清同治年间，汉口经过200多年发展，已成为“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不分昼夜”的贸易重镇。1905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先后在汉口、武昌修建了三座堤坝。此时的武汉，才真正从贸易小镇迈向了“东方威尼斯”的大都会之路。

谷歌地图中的武汉

九省通衢

“九省通衢”，如今，它是湖北武汉的别称。但“九省通衢”一词，最初指的并非武汉，而是山东滕州。明朝《滕县志》中就记录有“滕九省通衢”的说法。另外，江苏镇江也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只要提及湖北武汉，似乎就不能避开“九省通衢”。关于武汉“九省通衢”的最早记录，则是清朝乾隆皇帝借用形容的。并非实指九省，而是说武汉之于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交通优势。

古代，从武汉循长江水道行进，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近现代以来，武汉更是中国内河的重要港口，是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我国内河通往沿海、近洋最大的启运港和到达港。中国内陆最大的船舶生产基地。武汉航运交易所是继上海、重庆、广州后，成立的全国第四个航交所。

现在，武汉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它距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中国大城市都在1000公里左右，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京广、京九、武九、汉丹4条铁路干线，以及京珠、沪蓉等6条国道在此交汇。

2014年7月1日，宜万铁路正式通行动车，沪汉蓉大通道全线驶上“快轨”。至此，以武汉为中心，以沪汉蓉与京广线交会的十字架为支撑，中国高铁稠密的“米”字网正式形成。这也意味着，借这次全国铁路大调图之际，武汉升级成为我国“高铁之心”。

中长期高铁网规划示意图（-2030年）

四次权宜之计——悲情的“首都经历”

“武汉”一词，在明代《重修晴川阁记》中，即有出现。1898年，张之洞申请阳夏分治获准。而汉阳所属之夏口镇立县，是在1912年（民国元年）。

在民国之前，武汉三镇分别隔长江而立，也就没有一统成为国都的条件。其中，只有武昌曾经短暂做过东吴的都城，但其都城地位随即被南京取代。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大篇幅写到武汉，第一次提出合并武昌、汉阳和汉口组建大武汉的构想。他在书中写道：“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并说武汉是“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应当建成“世界最大都市之一”。

国民革命军经过北伐战争以后，占领武汉地区。此时的武汉，历经洋务运动，已经成为长江中下游的工业重镇。关于推翻清朝之后的国都选址，孙中山一直都将武汉作为重要的考虑对象。他甚至还非常具体地提出了“一都四京”的设想，就是以武汉为国都，以重庆为西京、以江宁为东京、以广州为南京、以顺天为北京。可见，孙中山非常倾向于在武汉建立新的国家首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各省纷纷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当时各省代表齐聚武昌，除贵州军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在武昌设立临时中央政府，推举湖北军政府来代行中央政府职权。

在此后的近三个月时间里，武昌成为事实上的新政权首都。但是不久后随着清政府大军的进逼，汉阳失守、武昌告急，而东边的江浙联军则顺利攻克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在1911年12月4日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南京。

武昌就这样失去了成为民国首座首都的机会，等到孙中山在12月25日从国外赶回来时，新政权建都南京已成为定局。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国民革命的重心由珠江流域转向长江流域，武汉再次迎来成为首都的机会。11月8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往武汉。12月13日，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确定武汉为新的政府首都，宣布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为“武汉”。

这意味着武汉在五年之后，正式迎来了首都身份。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后的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让武汉的首都地位变得岌岌可危。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迁往南京，并入南京国民政府，武汉作为首都的经历再一次宣告终止。

汉口码头的繁忙景象

武汉最后一次担当国都角色是在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但是国民政府主要军政机关都停在了武汉。包括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在内的军政要员都留在武汉办公，而没有直接去重庆。

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武汉成为事实上的国民政府临时首都，国民党在那里举行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四中全会，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和《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当时，延安在发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文中，还使用了“我们的首都武汉”这样的表述。八路军也在武汉设立办事处，两党还共同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

汉口的法国租界

当时的武汉不仅是国家的临时首都，更是抗战的前线。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打响，至10月25日武汉失守，武汉三镇全部沦陷。应该说，武汉这一次首都身份的获得和失去都是悲情的。1946年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在抗战初期承担重任的武汉仍然是不被选择的对象。

从武汉历史上这四次短暂充当首都的情况来看，似乎每一次都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公元229年，东吴孙权选择在武昌称帝，一是因为江东局势尚不稳定，二是慑于曹魏在江淮的军事压力，等到两方面条件成熟便迁回建业。

民国时期武汉的三次临时首都经历也是一样，第一次武昌作为首义之地是临时的方便之选。第二次因为江浙是蒋介石的地盘，汪精卫除武汉以外没有适合的选择。第三次是抗战形势所迫，实质上是作为一个临时驻地。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一个国家的定都要求来看，通常作为首都需要符合几个条件：地理位置、政治要求、军事要求等，也就是要易守难攻（最好四面都有天然屏障和人工关隘可以据守）；交通便利发达（特别是水路发达）；粮食储存充裕；商业贸易发达；能容纳大量人口流动。

武汉，这几项因素看似都符合，但最大的优势：水路枢纽的交通优势，也成了它最大的阻碍。在武汉的四周，重庆海拔259.1米，郑州海拔110.4米，南昌海拔46.7米， 甚至东边合肥的海拔也有29.8米，都比武汉23.3米的海拔高。这才让它成为了古今知名的水路交通集散地，这样的地理条件发展也是发展商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代战争中，长江流域被外国列强沿江而上一路通关的例子不胜枚举。地势低，四通八达，荆州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作为国都的防御优势，也就被比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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