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公众的写作

文 | 闾丘露薇

媒体人

《学问的冒险》是一本面对大众的书，讲述的是一个青年学者的求知心路。

用现在中国内地流行的一个词，作者严飞算是“青椒“，一位大学青年教师。我是在他还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他的，因为都毕业于复旦，我是理所当然的师姐。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他告诉我要去斯坦福读博士了，后来断断续续联系，知道他中间因为导师的原因又去了英国，再后来，他已经结束了博士后，回到了清华。而这，已经是差不多八年的时光，而我，正好开始了自己在美国的博士生生涯。

严飞离开香港前，正在写一本关于香港的书。其实当时我有些担忧，因为总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如果只是呆上一年半载，很难准确展现这个城市的真实状态。但是很快这种担忧就被自己化解：其实，很多时候，有各种的角度，不同的视野，透过文字来展现，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而我自己，不也是透过新闻报道，专栏写作，来向观众和读者介绍那些本身我自己也是陌生的事件和地方，并且坚信这是自己的职责和回馈社会的方式吗？

只是，这样的面对大众的写作，常常被学者们视为浮浅。至于如何才能够具有深度，但又能够用普罗大众都能够接受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来展现，很多的学者却并不屑于做这样的尝试。也因为这样，看到严飞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后，依然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从事大众写作，觉得这是一件太值得鼓励的事情。因为在很多学者看来，针对大众的写作，缺乏深奥的学术语言或者概念，无法凸显作者的学术水平，甚至拉低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但在我看来，只有真正水平高超的学者，才能挥洒自如的用平实的语言，把深奥的学术术语和概念解构出来。

在这本《学问的冒险》中，一篇题为“想象的优越感”的文章，详细描述了作者作为一个学者去从事公共写作的出发点。“想象的优越感的另一种反向表现，就是关起门来只做学问，不问世事，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或美其名曰，保持知识分子的中立学术立场。当然，一门心思做学问，已经远远好于哪些将学问当作敲门砖的功利主义者，更何况在动荡的政治运动年代，最先遭受批评的，总是批评声音最大的。在今天，社会大环境的浮躁气之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么多‘知识分子’一心依附于威权，而抛弃了学术的良知，所以肯花心思做学问的学院人，已属十分难能可贵。”

这里面提出了几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做学问是否应该关起门来，不问世事？在我看来，这是相当自欺欺人的说法，正如美国总统肯尼迪最喜欢引用意大利诗人但丁作品《神曲》中的一句话：“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 of moral crisis preserve their neutrality.” （地狱中最炙热的地方，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保持中立的人）。虽然事实上《神曲》中没有这段文字，但有相同含义的一段对白。但丁指出，在善与恶、正与邪面前，并没有中立的余地。做学问的人，是不可能独立于世事之外的，身处于动荡时代，所谓不问世事，其实就是助纣为虐。

同样，这回应了文中谈到的第二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保持中立的学术立场？答案就是，要看身处的时代和环境。至于那些将做学问当作敲门砖的功利主义者，因为对于所处的体制有所求，已经是连保持中立的姿态都顾不上了。依附于威权，本质上就成为威权的护航者，学问不再是研究的目标，而是被使用的工具。

作者在这里谈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糟糕的大环境下，如能够抛弃功利主义，那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学者了。这又涉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承担起道义和责任？

撇开道德上的要求，纯粹从学术的角度看，不问世事的结果，就是研究的课题和现实的脱离，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学者在学术圈中的地位，一定不是依靠公共写作，而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但这并不能够保证，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对社会变革或人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认知带来帮助，甚至并不一定产生任何社会意义。当然，对有些学者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这对一个人在学术界的发展，不会产生丝毫影响。有时候我会觉得，学术圈很像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系统，或者说，有时候，有点自娱自乐。

回到公共写作，学者与没有经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作者的不同，在于有能力系统地、不流于表面地向公众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展现有助于提升人的智识的思考方式。对学者来说，公共写作可能更难，因为更容易暴露出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低和思维的局限性，也挑战学者能否用平易的语言，更清晰的逻辑，来面对受众。

在这本书中，读者们可以跟随作者一起思考，为何要做学问，如何做学问，以及在做学问的过程中遭遇的各种挑战，也可以分享作为学者看同样的社会问题或观念的切入角度。尤其是后者，我一直认为，是学者的责任。透过准确的论据，用理论化的框架论事，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可以免去社会为一些其实已经论述了无数次的议题浪费时间，甚至倒退到重新谈论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