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高官子女“衙内化” 老子撑腰 儿子捞钱(图)

　　家族式腐败可分为三种类型：协助型、参与型与合作型。

　　官员骄纵子女很容易导致“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的“衙内现象”。

　　遏制权力家族化还需要借助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无论是河南郑州“房妹”案，还是山西运城“房媳”事件，最后都如出一辙地牵出了一个共同话题———权力家族化。不久前，“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被依法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房媳”张彦一家也不好过，丈夫孙宏军、公公孙太平陆续被曝出存在诸多以权谋私、涉嫌违纪的事实。

　　中国有句俗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家人牟利既是某些官员腐败的基本动机之一，也是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此，在家族式腐败的背后，权力家族化现象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热门事件暴露权力家族化

　　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权力分配的乱象正爆发性、多发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中国就可能会形成一种权力家族化和地方权力黑社会化的状况。

　　从广东揭阳的“子接父任”，再到山西“房媳”等等事件可以看出，权力家族化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某区域个案到整个家族层层繁衍;从一般的父子、母女间的单线“传承”升级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态势。其中，“子接父任”等这一类热门事件都是权力家族化单线传承的典型。

　　经过长期的单线传承，单个家族的权力就会形成一定规模，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态势。

　　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根据记者实地调查，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在运城市有着极为庞大的家族势力，整个家族资产过亿，家族成员至少有15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孙太平其子孙宏军、其三女婿的入职以及升职都有孙太平违规操作的痕迹;孙太平的三个女儿因为录警和提干的需要，竟把出生日期改成了同一天;孙太平发迹的风陵渡煤管站，也一直为孙家所垄断，孙太平走后由其侄子孙怀亮当站长，孙怀亮走后又是孙太平的妻侄卢高春任站长。不仅如此，孙家还与当地其他势力庞大的家族联姻，例如孙太平大女婿的家族也是权势显赫。

　　“房媳”家族，是近期被曝光得最为详尽的官员家族。像这样形成了规模的权力家族化现象，还有曾经“大红大紫”的温州“世袭局”。

　　2011年，温州公路管理处被网上曝光9年吸纳领导亲属达到数十人之多，有36名在职领导曾安排15名直系亲属进入该“世袭局”。据爆料，该单位还为一位前任领导的女儿“量身定做”了招聘条件:“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出生、有驾照。”随后，温州市纪委对该单位给予了通报批评，并责令深刻检查，并对有关领导进行了追责。

　　权力家族化导致家族式腐败

　　随着权力家族化的深化，家族式腐败将很可能成为恶果。可以为“家族式腐败”下这样一个定义: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而按家庭成员在侵吞财富过程中的分工，家族式腐败可分为三种类型:协助型、参与型与合作型。

　　协助型，指的是只有一名核心人员身居要职，其他家族成员帮助其实施侵吞财富行为的类型。7月13日判决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轩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本刊7月15日曾有报道)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李长轩陷入受贿深渊的同时，其妻子、退休职工姜秀峰也被以受贿罪另案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姜秀峰案承办人、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赫连杨杰透露，姜秀峰并不是天生的“贪内助”。漯河市某粮油公司董事长王玉海到李长轩家送钱，曾被姜秀峰逐出门外。但目睹李长轩几次收钱以后，姜秀峰慢慢接受了这种事，她也开始帮着收。后来，高档酒经销商李世亮联系到姜秀峰，通过姜秀峰介绍认识了李长轩，于2011年在中储粮河南系统推销了数百件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姜秀峰得到了李世亮的两次好处费，分别是50万元和71万元。2010年，中储粮许昌某库发生贪腐案件，李长轩受了惊动，还让姜秀峰以各种方式转移财产。

　　参与型，即不止一名家族成员当官，而是多人当官，共同谋取利益。让家庭成员帮助收钱，很多贪官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事情更加隐蔽，同时也能分担风险。因此，相比于协助型，参与型则显得更加明目张胆一些，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更加方便，也更加大胆。

　　安徽省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被称为“贪腐父子兵”，去年8月，因受贿超过2000万元，张治淮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冬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报道，张治淮、张冬分别单独收受贿赂455万元、76万元，两人共同收受的贿赂却达到了1800万元。在两人共同收受贿赂时，一般都由张冬出面联络，需要张治淮出手的时候，张冬才把事情告诉张治淮。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大专学历的张冬，于2006年初被提拔为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而当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开始施行。该法第六十八条明文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张治淮父子却毫不避嫌地在国土部门扎堆任职。

　　合作型，指的是家庭成员一部分是官，一部分是商，合作共谋利益。

　　“房媳”事件中也存在着家族官商联合的情况。据悉，孙怀亮在担任风陵渡煤管站站长时，将存有数百万元资金的小金库一部分投资了鑫源物流公司，一部分开办风陵渡洗煤厂。而物流公司与风陵渡洗煤厂的高管有许多都是孙家的亲戚。

　　家人要求促生官员腐败

　　许多时候，子女甚至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促生因素”，官员不得不为了满足子女的要求而变本加厉。吉林省原政协委员乔本平(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死刑，已执行)坦言:“我在教育子女过程中过分溺爱孩子，甚至置国法于不顾。孩子要房子，我就用公款给他买房子;孩子要车，我就把公车给他;孩子要做生意，我就从公款中拿钱给他。有一次，儿子向我提出要用200万元做生意，我就从延边给他整了200万元，对孩子的要求，我总是百分之百满足，完全不顾自己是不是在违法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官员骄纵子女很容易导致“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的“衙内现象”。“衙内”本是对封建社会达官贵人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子女的一种蔑称，如今腐败高官子女中却存在“衙内化”的趋势，且一些人还以此为荣。“衙内们”依仗父辈权势，聚敛数千万甚至上亿家财，并且早早备有外国护照，一旦东窗事发就潜逃境外，对社会危害很大，所以民愤极大。

　　除了官员本身及其子女，“贪内助”在腐败“家族化”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贪内助”比丈夫更明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或怂恿丈夫拼命敛财，或明里暗里私设“夫人衙门”。青海省人大原副主任韩福才，续娶了一位小其22岁的妻子马玉龙。一篇报道这样记述他们夫妻受贿的情形:“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敢;他不便收的，她方便。”